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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闻:“从小长大只会讲日本话,我没想到我是台湾人”

  “总是过去三百年之一切,即清朝的遗风,日本的色彩,皆为此一战完全清算去了。若由此废都能发生新文化,此不是吾人之责任乎?”

  ——台湾文人医师吴新荣

  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一天,台湾文人医师吴新荣一改过去八年间用日文写日记的习惯,重新开始使用中文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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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复初期台湾学校影像

  台湾光复不到一个月,台湾《民报》以头条报道了四千多人在半天内报名国语讲习班的消息。除了四处挂牌讲习班,街巷里读《百家姓》、《千字文》的私塾也陆续恢复。

  五十年台湾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将日语当作台湾通用语言,光复后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中文、汉语的官方语文、语言地位。

  1945年9月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国语运动”在台湾全岛掀起……

  

  所谓的“国语”

  芝山岩位于台北近郊,林木环翠,自清代起便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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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长 伊泽修二

  1895年7月,刚刚被任命为日本驻台湾总督府第一任学务长的伊泽修二,带着几个随从来到了芝山岩考察,他对这里清幽的环境颇为满意,当下就做了一个决定。

  几天以后,惠济宫二楼的文昌阁响起了教授日本的声音,惠济宫被更名为“芝山岩学堂”。

  三个月后,第一批共七名学生从芝山岩学堂学习日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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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据时期台湾学校旧照

  日本官员在1895年夏天抵达台湾时,日语还只是被称作“日本语”,但在短短的一年间里,日语便被日本殖民当局确定为所谓的“国语”

  转年,日本殖民者已经在全台湾设立了日语传习所十六所,分教场十八所,招募台湾子弟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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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省烟酒公卖局退休职员 刘东洲

  台湾省烟酒公卖局退休职员刘东洲:日本人派警察到各地问,你家小孩来念书我一天给他一毛钱。一毛钱啦!那个时候1895年到1900年,台湾的警员的薪水多少钱你知道吗?三块钱,等于说一天只有一毛钱。台湾人说开玩笑,日本警察大人一个月才(三块钱),那我试试看,找一个老大去学校,回来真的拿一毛钱回来!

  刘东洲1934年生于新竹竹东,是客家人。他的父亲曾在镇上经营着专卖日货的“丸善商店”,他从小就和日本孩子一起上学。

  刘东洲:我从小长大,不会讲客家话,也不会讲闽南话,我只会讲、听日本话,我没有想到我是台湾人。因为我的曾祖父是在新竹县衙当师爷,我爷爷心里头讨厌日本人。(爷爷)一辈子不讲日本话,他也听不懂,所以我跟我爷爷讲话要我爸爸翻译。

  

  “皇民化运动”

  1898年,日本驻台湾总督府颁布《公学校令》,将各地的日语学校和日语传习所统一改制为“公学校”,以普及日语为主的台湾近代殖民教育就此发端。

  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殖民当局强制在台湾推行日语教育

  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彦杰:它(日本)要改变它殖民下的那批人的民族性,也是从改造语言来开始的。所以,语言确实是非常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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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据时期教科书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虽然推行日语,但仍允许学校教授汉语。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本土进入战时体制。随后一场强制推行效忠天皇、铲除中国文化的“皇民化运动”在台湾全面施行。

  厦门大学教授陈小冲:为了使台湾人能够变成他们(日本殖民者)口中所谓真正的日本人,能够为天皇来尽忠,所以他们必须强化对台湾人民的日语的普及。因为他们(日本殖民者)说,语言的使用实际上可以学到语言背后所代表的文化。日语的强制普及运动在当时的“皇民化”运动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一方面是普及日语,另外一方面是全面地禁止汉文,也就是说台湾人(在公共场合)不能说汉语,也不能写汉文,必须全部说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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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皇民化”时期旧照

  

在这场“皇民化”运动中,日本殖民教育机构设置的日语讲习所遍布全台湾。各种类型的日语比赛、把日语确定为“国语”的“国语日”活动更是常设节目。

  全家使用日语者,经审核通过后,可领取“国语常用家庭”的牌子,悬挂在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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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民众余吕玲玟:大家都要说日语,有规定全家都讲日语,公所会发一块牌子,写着“国语之家”。如果是这样的挂在门口,就不能讲闽南话,都要讲日本话。“国语之家”的好处是配给的东西会比较好,猪肉会配得比较多,鱼会配得比较多。

  原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曾健民:认定作“国语常用家庭”的话,第一个你的配给比较多。因为当时已经在(抗日)战争末期了,根本就是物资缺乏,你的配给多。第二个你的孩子可以去读日本人的学校。

  台湾民众邱文彦:当时我们到了学校,一定要讲日语,不可以讲我们的台语(闽南话),没有讲日语的话会被“修理”(体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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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皇民化”时期旧照

  

  正本清源

  1944年5月,国民政府台湾调查委员会成立不久,陈仪给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写了一封信:“立夫先生,台湾收复之后,应做工作自然很多,但弟以为最重要的一种,却是教育。”

  信中谈到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教育的种种弊端,并且指出了“奴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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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皇民化”时期影像

  抗日战争结束的前一年,在日本驻台湾总督府的统计数据里,这年台湾的日语普及率达到了70.6%

  台湾民众邱文彦:我们连读都没有读过(拼音),北京话连讲都不会讲,连听过都没有听过。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原主席张克辉:反正统统都是日语,所有的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生到大学,全部都是日语。我说实话,日本投降了,我不懂得中文,所以我写的东西都是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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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皇民化”时期旧照

  

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教授黄英哲:日本败战(投降)前夕,当时报纸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三十岁以上的台湾人,一百个有一个多少还可以懂汉字;三十岁以下的台湾人的话,根本就不行;二十岁以下的根本不懂汉字。而且对他们来讲,日语反而比较是最方便的一个表达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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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演讲影像

  刚刚受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来到台湾。曾经留学日本十年,会说一口流利日语的陈仪,此时绝口不讲日语,他与台湾民众交谈,要求日语翻译或闽南语翻译在场。

  陈仪清楚地意识到,台湾需要一场文化重建,而这一切都要从全面推行汉语开始。

  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教授黄英哲:语言文字背后代表的是文化,是一个思考的逻辑。必须透过语言文字的话,你才能够把中国文化,整个中国人的思路,中国人的伦理观念,重新再移到(被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台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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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0月22日《民报》

  台湾作家杨云萍:“夺还我们的语言”

  “六百万人以燃烧一般的气势,开始学习中国语和中文”,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书中写道:“会中国语和中文的人,主动地当中国语讲习所的义务教师,无酬给民众教授语言。”

  而在日本籍记者伊藤金次郎的回忆里:“许多人在街头挂起黑板,在当时,只要是会汉语的人,不管标准不标准,都会有人围着他学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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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火而杂乱的国语学习热潮,让陈仪喜忧参半。规范需要专才,他再次动议聘请高才来主持国语规范教育。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人魏建功,因此被聘为调查委员会兼任专门委员,参与了台湾接收的设计筹划工作。

  在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推动下,国语示范广播、国语教材、各种国语学习班、推行所也快速且有计划地在台湾各地铺展开来。然而,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国语教育,教员来源的问题需要如何解决?

  3月18日至29日

  纪录大时代《台湾·1945》

  12集连播,敬请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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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鼎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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