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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闻:南宋川僧如何影响日本书法

  南宋川僧如何影响日本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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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山一宁《诸佛不出世》

南宋川僧如何影响<a href=日本书法”/>痴绝道冲《大慧墨迹跋》

   唐林/文

   在中日书法交流史上,中国僧人的书法能够流布、流传于日本,主要是通过以下四个途径:一是中国僧人赴日;二是宋代明代日本僧人来华;三是中国僧人未赴日,但有门下弟子为日本僧人;四是日本僧人未曾赴宋赴明,但有中国僧人为师。四川僧人痴绝道冲就属于第三种情况,他一生中从未去过日本,但因为其卓越的声望,他的书法墨迹被其日本弟子带到了日本并被珍藏;而他的法嗣一山一宁则属于第一种情况,他亲赴日本,居留18年,开创了日本一代书法新风。这些均是中日书法交流史上的佳话。

   痴绝道冲

   书法墨迹均在日本

   痴绝道冲(1169年—1250年),俗姓苟,蜀中长江县(今四川大英县)人。南宋临济宗高僧、禅林巨匠。幼资性绝群,稍长,考进士不第,遂去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出家,后游学成都,修习经论。23岁时离开四川,为临济宗杨岐派曹源道生的法嗣、密庵咸杰的法孙。历任五山十刹中一些寺院的住持(五山十刹是我国禅林宫寺制度中最高级别的寺院),包括南宋最著名的寺院临安府径山兴圣万寿寺。

   痴绝道冲“声名喧传海外,有具书札,犯鲸波而来问法者。”他的弟子中有一批日本僧人,如日本心地觉心(主要参学对象为痴绝道冲和荆叟如珏)、圆尔辨圆(日本国师,先后投于痴绝道冲、西岩了慧、无准师范门下)等,道冲的书法墨迹留存日本,都是由他的日本弟子带到日本的。

   痴绝道冲才学浩瀚,工书法,其书法得力于怀素,笔墨纤瘦,露骨露筋,简淡枯索,情感冷漠,特别是紧结的结字往往冷不防斜出一又长又尖的锋芒,既冷峭又透脱,极富宗教意味。不少禅师都肯定他的人格和书品。据《四川美术史》研究,痴绝道冲传世书法较少,墨迹目前所知全部都在日本,计有14件,其中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物的“中国书迹”共有5件。《无准忌上堂语》,现藏日本兵库县神户市浅田长平家,写于淳祐十年(1250年)3月18日,距他逝世还有20天的时间,可以说是他晚年的遗墨;《跋大慧宗杲法语》,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写于淳祐辛丑良月己未(1211年11月5日);《与悟兄都寺偈颂》,现藏东京五岛美术馆,写于淳祐丙午八月二十日(1246年10月1日),为道冲居金陵凤台(即宝宁寺)时为苏州云岩寺所书。

   当年,道冲的墨迹在日本非常珍贵,在一些显贵的场所,如宽永十三年(1636年)日本天皇后水尾院的茶室,就挂有他的墨迹。

   一山一宁

   推动日本书法发展的里程碑

   就书法而言,痴绝道冲的书法在日本并不十分显赫,其影响及地位远远不及他的法嗣一山一宁。禅宗里,法嗣指继承祖师衣钵而主持一方丛林的僧人。一山一宁转入禅门后,曾游名山大寺,诸方参学,遍访名师,但最终嗣法(佛教禅宗中接受传承佛法的一个重要过程)的是痴绝道冲禅师的法嗣顽极行弥禅师。准确讲,一山一宁就是曾任径山35代住持痴绝道冲的法孙,也叫再传弟子。

   一宁(1248年—1317年),俗姓胡,号一山,法名一宁,临海县(今浙江临海市)人。自幼出家,修禅宗临济宗,精研佛典,善书法。元大德三年(1299年)51岁时,他以元王朝使者和禅宗大师身份出使日本,居日18年,在镰仓、京都等地传授禅宗学说,称为“一山派”,对日本的禅宗发展、宋学、文学和书画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去世后,受日本后宇多天皇礼敬,赠“国师”谥号。

   那么为什么说一山一宁是推动日本书法发展的“里程碑”呢?从书法上讲,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初期,才出现严格意义上的草书(之前主要是写经体和唐楷的楷书)。其时,空海、嵯峨天皇等都有代表性的草书作品,但仅是一般意义上对“唐风”进行了简单的整合。到了平安时代晚期,日本草书虽然摆脱了对唐风草书的临写形式,但并没有新的发展。镰仓时代(1185年—1333年),随着中国高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宋元僧人来日,大量新的草书表现形式传播到日本,为日本草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这种清新的草书以一山一宁的表现,成为了这一时代最显著的代表。他手书的《一山一宁法师》如今是日本国宝,是“禅宗样”书道艺术的真迹。

   任钦功在《我读日本书法家》中说,一山一宁之所以开创了一代日本书法新风,成为推动日本书法发展“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因为唤起了对新的审美观念的推崇,他的草书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一颗“佛心”成就。这是他文化艺术成就“不群而立”的特性所在。

   南宋川僧

   为何冠绝江南

   痴绝道冲23岁就离开四川,前往江南。为什么他离开四川是去江南,而不是其他省份呢?其实,他走的是一条当时大多数四川僧人都走的路。原因有二:一是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破蜀,攻进四川,战争爆发,大量蜀僧南游两浙(两浙一般指两浙路,是北宋时期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即浙东和浙西,今浙江省),所谓“绍定辛卯蜀破,士大夫蔽江东下”。二是南宋至元,蜀地僧人皆有南游两浙的传统,许多人成为高僧大德,“宋自南迁,都虎林,大刹相望,其说法居尊席者多蜀之大浮图师”。

   四川省社科院向世山、唐希鹏研究员对这种现象做过研究:两宋时禅宗的发展在江浙最先进最发达,对长江上游的巴蜀僧人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到南宋,京城临安府(今杭州)更是成为全国佛教中心,巴蜀僧人源源不断地到杭州来求学和生活,绝大部分更是扎根这块热土,不愿意回到冷清的四川,如瞎堂慧远、万庵道颜、北涧居简、破庵祖先、无准师范、痴绝道冲、无明慧性、兀庵普宁、西岩了慧、石溪心月、兰溪道隆等,他们中许多都是执牛耳的法门龙象。是故,当时著名的应庵昙华禅师如此感慨:“大宋国里只有两个僧,川僧、浙僧。其他尽是子,淮南子、江西子、广南子、福建子。”可见川僧当时的地位之高。

   那么,川僧为什么会在两浙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呢?包括浙江大学教授冯国栋等一些专家这样认为:来到浙江的四川僧人年轻时大都在成都大慈寺学习过。由于唐代安史之乱,成都大慈寺成为长安义学传统的继承者。川僧南游时将长安的义学传统带到了东南,注重经典的义学传统与注重实践的禅宗,相互碰撞结合,扎实与空灵互补,造就了五山禅宗强大的生命力。在江南,这些川僧在传扬佛法、光大宗风、建设寺院、传教国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变身成“大浮图师”“南出家之士”,最终确立了“两个僧”的显赫地位,与浙僧并驾齐驱。四川僧人入浙,是宋代佛教发展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美术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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