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闻:从日本军队武士道精神来看侵华战争：思想的毒瘤带来的只会是失败

　　二战中的日军作为法西斯的帮凶罪不可恕，在各国关于此次战争的纪录片或者是陈列着历史证据的博物馆中，都能看见他们的罪证。残忍和暴虐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成为日军的代名词，很多人无法想象，他们在暗无天日的实验室中对其他人做过什么事情。

　　但这些日军也不是生来就是战争机器，要培养这样大批量的嗜血士兵，没有十几年的时间是做不到的。所谓的培养也不是简单的理念宣传，而是要将武士道植入这些士兵心中，使其成为日本士兵们的信仰。武士道起源于古代的日本，是指以不惜命的觉悟为根本，为实现个人于集体、团体的价值，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其代表行为就是切腹。封建社会中这种观念体现为一种普通的武士习性，也就是武士接受了朝廷皇帝的俸禄之后就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报恩。

　　之后随着武士阶层社会地位的上升，这种精神逐渐变成了一种武家政治理念，成为了武士甚至是许多平民的信仰。明治维新使得日本的经济和政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武士阶层也在这次轰轰烈烈的改革中消失了，但武士道却没有随之消失，因为天皇发现，它对于天皇制政体统治有着莫大的帮助。在统治阶层的有意驱使之下，武士道逐渐成为维系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线的重要精神支柱，这一精神理念让许多日本士兵心甘情愿地投身战斗，杀人如麻并且以此为荣，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对日本对外扩张的军事计划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去了深重的苦难。

　　1868年日本成立了以天皇为首的维新政府，武士阶层被废除，武士们不再拥有权力和地位，之后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这个阶层确实消失了，但这群人以新兴士族的身份出现在政界，并且逐渐发展壮大。从前的武士道精神中所效忠的主君没有具体所指，几十万武士分别效忠各自的主君，绝非天皇一人。这种观念绝对不是新的统治阶层希望延续下去的，于是天皇相继发布了《军人敕谕》和《军人训诫》，将传统武士道思想与近代军人精神糅合，完成了传统的封建武士道到近代新兴武士道的转变。明治政府在利用军法、军律来蛮横压制士兵言行的同时，又利用各种手段来加强军队内部的“洗脑”工作，“《军人敕谕》主要是颁赐给现役军人的。军人要逐字背诵，每天早晨默想十分钟。重要的祭祀日、新兵入伍、期满复员及其他类似场合，都要在军人面前隆重宣读。”于是，封建时期的武士道得以转变为新的军人精神，在近现代再次获得新生。

　　1899年，新渡户稻造出版了《武士道》一书，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向世界表明，大和民族已经拥有了优秀的特质和完善的道德体系，那就是“武士道”。这本书中以儒家道德准则为理论基准来阐述武土道思想，但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忠君是排在孝道之后的，武士道中则相反。同时，日本社会还出现了其他大量鼓吹武士道的言论，这些言论被通称为“明治武士道论”，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并上哲次郎。

　　日俄战争后，井上哲次郎大肆赞扬武土道，认为它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在《武士道丛书》序言中，井上哲次郎写道：“我邦不久前才战胜清国，今日又战胜俄国。这固然是因为采用了文明之利器，然而也不能不说这是武士道精神之助力……如若问文明利器之状况，则我未必胜于彼，彼反倒优于我。然而，我军断乎制胜，彼俄军则百败而无一胜。何以使然这是因为我有壮烈之武士道精神。”1901年，井上受陆军教育总监部的委托，就武士道发表演讲，宣称：“武土道精神中有好的东西，有可以复活的东西——忠节、武勇、信义、礼仪、质素，所有这些在明治15年下赐军人的圣谕中可以看到的德义，在昔日的武士道中都存在。使其复活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必须进一步使其愈益发展。”这时候的武士道精神，本质上还只被作为一种道德标榜，只是尤其强调天皇是国家的唯一象征和全体国民唯一的效忠对象。

　　相比起来全面侵华时期日本的武士道教育发展轨迹就有些不堪，《叶隐》一派成为最受日本军队推崇的“武士道”，这种武士道强调“干脆利落地选择死”，所谓的干脆利落就是不问原因没有追求，绝对不能与所谓的义结合。早期《叶隐》还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既没有统治阶级的支持，也没有迎合百姓的心理。但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之后，这本书逐渐受到军人的追捧，于是平民们也开始争相购买，甚至出现过十几万部岩波文库版《叶隐》顷刻被销售一空的盛况。书中所宣扬的武士道强调的是：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成为了法西斯同盟，战争时期的天皇最需要的就是这种鼓舞士气使士兵盲目的宣传，这本江户时代的禁书立刻成为了教科书，其所宣扬的武士道也成为战时法西斯军人的精神支柱。《东史郎日记》中有如下记录：“所谓武士道，就是指死；所谓忠义，也是指死。——《叶隐》这样告诉我们。武土道是日本精神。然而，武土道就是死，即日本精神就是死。”这样的话语在我们看来如此可笑，但在当时的日本军人心中，却是神谕一样的存在，由此可见当时这种以没有理性的死为核心的武士道精神在军中的影响力有多大。

　　众多侵华士兵就是在这样的心理趋势之下，变得不怕死，同时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我一向坚信：最忠勇的士兵不是上等兵，不是一等兵，也不是二等兵，只是指作为帝国的军人在赴死之时毫不犹豫地勇敢战死的士兵。因而我希望自己成为这种忠诚勇敢的土兵。”这段话摘自一位侵华士兵的日记，显然他已经成为了战争中的炮灰，可悲的是，这对于他来说却是一种莫高的荣誉。1941年1月8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向陆军颁发《战阵训》，这本著作再一次将武士道与日军精神教育推崇到极致。当时大部分日军因远离家乡深陷战场而分外疲惫，为了鼓舞士气，这本著作在军中被大力推广，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军队是在天皇统帅之下的，应体现神武的精神，以宣扬皇国的威德，任皇运之扶翼。

　　我们常奉圣旨，人品正了就有武士道精神，有了武士道精神又要有仁义之心。追求世界大一统，这就是神威之精神。从武的方面说应当严格，从仁义的方面说，应当更为宽泛一些。如果遇到有违抗皇军这样的敌人，应当发扬我凛凛的威武精神，坚决地粉碎敌人。纵使现代严峻，而威武严峻足以使敌人屈服……”书中以一种相当巧妙迂回的方式将武士道精神揉入到军人精神教育之中，并借天皇之威名，完成了军纪、武士道和神国的完美结合。除了惯例要强调“不惜死”之外，书中还补充了新的精神信条，那就是要将武士道的“仁义”精神作为征服中国、奴化中国的至宝，以武力与怀柔并加的方式来使迫使被侵略国家人民驱使，用心十分险恶，之后的大东亚共荣的谎言也证明，书中所写的一切都被日本士兵们运用到了实践当中。

　　《战阵训》中正式规定武士道为日本军人在战场上必须遵守的军规，成为了日本军人在战场上的行为指南和遮羞布，所有的屠杀和残忍都能被冠以忠诚的名头。被武士道精神长期渗透的军人们，失去了军人的尊严和底线，走上战场之后，他们就是只知道杀戮的机器罢了。在战场之上，这种违背人性的武士道精神趋势日本士兵做出许多令人发指的行为，其中“肉弹”精神和“特攻”精神最具有代表性。“肉弹”精神肉弹就是日军在进攻的时候经常用到的自杀式冲锋，狂热的士兵全身挂满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们在己方部队被称为“肉弹勇士”。这种行为完全符合武士道所倡导的“毫无牵挂的死”，始作俑者是日俄战争时的乃木希典。

　　当时为了尽快攻下一片高地，他想出了“肉弹攻击”的作战方式，强迫手下的士兵进行这种惨无人道的“自杀攻击”，最终以死伤6万人的代价才攻下战略地。但之后他的次子也死在这次战争之中，乃木目睹如此惨景也不禁自责：“皇师百万征强虏，野战功城尸做山。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可惜战后在军中广为流传的不是乃木的诗句，而是他发明的“肉弹攻击”。“特攻”现象的历史就更加悠久，早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就有组织地进行“特攻”，也就是大规模的自杀式攻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为了尽快取得战争的胜利，更是对“特攻”精神大肆鼓吹，强迫许多士兵走上了“特攻”的不归路。根据美国战略爆击调查团战后的调查显示，日本战败时共拥有5350架特攻飞机，其中陆军特攻机2650架，海军特攻机2700架，而在战争中死去的特攻队员更是不计其数。

　　“特攻”精神就是武士道泯灭人性、惨无人道的体现，将这种精神运用在实际中的日本政府不仅漠视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对于本国士兵的安危也毫不在意，甚至到了冷酷的地步。还有不少日本军政高层为了所谓的荣誉，主动把自己的子女送上不归之路，如特攻指挥者富永恭次中将的长子富永靖，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司法大臣松阪广政及其他高官的儿子也在特攻中战死。

　　对于在战争中遭受侵略的各个国家来说，日本的武道精神是不折不扣的思想毒瘤，是令人胆寒的存在。对于日本本国人民来说，无数士兵因此失去生命，无数家庭因此破碎，虽然其根源是战争，但这种畸形的武士道精神为战争增加了更多的悲情色彩，是文明发展过程中必须抛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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