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闻:日本小学及中学的教师轮岗

　　中小学教师每隔几年轮岗一次，这在日本非常普遍。我在日本十余年，期间正好是女儿上小学、中学的时候，见证了学校的轮岗，对轮岗的利弊算是略知一二。

　　应该说教师轮岗制下的日本公立学校，整个教育水平比较均衡：没有太差的公立中小学，意味着也没有太好的公立中小学。日本至今依旧重视教育，有数不清的补校（私塾、进学塾、兴趣班），学生聘请家庭教师也非常普遍。想上东京大学等著名公立学校自然竞争激烈，即便是私立的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也不是轻松能够考进去的。不参加补习班，完全凭在公立中学、公立高中学习的那点东西，考进上述学校的学生几乎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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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追求教育上的平等，不是指所有人都要上东大、庆应，而是指有接受最基本教育的机会。不是因为有些人上了补校，教育就要按补校教过的内容从一个较高阶段开始下一阶段的教学；补校最多是对所学教育内容的一种充实，是对应试能力的一种提升，让教育已经教过的内容充分发挥出来，而非通过特殊教育，让学生在数学等方面具有某种超出普通学生的能力。补校一旦成为教育中抢跑的手段，这样的补校也就失去了其存在意义，最终会被社会淘汰。纵观1945年二战战败后的日本教育，补校、家庭教师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也一直是教育的辅助手段。不扰乱教育制度，还能够满足教育中的一些特殊需求，这两点维持了其本身的存在，并让其逐步成为一种产业。

中小学教师数年一次“异动”

　　女儿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就跟上从家门口经过的小分队，站到了队伍里。领头的是六年级的学生，断后的则是五年级的同学（我们这支小分队正好只有一名六年级、一名五年级的学生，他们两人就负责小队安全步行到学校）。家长把孩子送到门口，看到孩子加入队伍中，就说声“再见”回家了。

　　那天我正好开车经过小学门口，就看到我们这条街的小分队已经逐步变成一个十余人的长长队伍正在进校门。校长早已经站在校门口，和所有人打招呼，好像每个学生的名字都能叫得上来，叫不上来的看看胸前的名卡，也就叫出来了。尤其是领队的人，校长也都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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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也有几次，我基本上和去学校的队伍都朝一个方向走，就看到高年级的同学一点也不客气地教育那些淘气的低年级同学。高一年级个子也高不少，一、二年级的同学必须听话，没有什么人敢挑战高年级同学的权威，所以这个权威一直维持着，在学校里也基本一样。

　　相对来说，日本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比我们这里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要好管很多。一种社会的力量在约束刚刚进入学校的学生，不论是小学、中学、高中还是大学。高年级同学是“先辈”，先辈不一定学习有多好，体育有多能，但先辈先获得某种经验、熟悉某种制度，所以需要听从他们的管理，同时更需要听从老师、校长等更高一层权威的管理。

　　女儿一年级时候的老师姓“大泽”。大泽老师五十岁上下，是位很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带过六年级后，又来带一年级。家长们对大泽老师非常信任，但也有几分担心。按照日本《地方公务员法》《劳动基准法》等法律，日本的教师通常数年就会轮岗一次，从一所学校调动到同一个区内的其他学校。在一所学校任职的时间，短的话3年，长一些的也就6年，从未见过在同一所学校一干就是十年的老师。校长、副校长（日语：教頭）也一样，所有人都轮岗，不可能在同一所学校一直干下去。

　　大泽老师给我女儿的作业评语一直都是“好”，同时还不忘画一朵红花。特别好的时候，半个作业本都画上了红花。女儿也特别喜欢大泽老师的评语，每天到家第一件事是写作业，看到妈妈回来了，一定给她看大泽老师的红花。妻子也像第一次看到一样，表扬女儿几句。 每个学期都有家长去教室参观教课的活动（日语：学校参観）。大泽老师提问时，几乎没有人不举手，性急的小男孩甚至站起来举手，可见课堂有多活跃。家长与老师有个PTA会，平日交流也很多，学生的情况、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等，通过PTA都能解决。 到了女儿上三年级的时候，大泽老师轮岗去了其他学校，女儿的班主任换成了一位姓“宫越”的年轻男老师。宫越老师也已经教了数年书，脾气很好（换句话说少了师道尊严）。再去学校参观的时候，我看到课堂挺乱的，有个男孩竟然在上课的时候一言不发就从后门溜出教室，上厕所去了。孩子的父亲也在，我听到这位父亲在走廊上小声斥责自己的儿子，但男同学很自然地说：“宫越老师的课是可以随便上厕所的。”所以我估计平时更乱一些。

　　开PTA会的时候，其他家长看到老师不在，也会谈起宫越老师前任学校对他的评价，感觉这位老师缺少了尊严，教学效果也不是很好。上世纪90年代，日本正流行“学级崩溃”一词，老师不能控制课堂，很多时候都需要学生家长到教室里压阵，对于那些不听话的学生，家长会直接出面教育。

优待政策支持教师轮岗支边

　　女儿上中学前，我因工作原因举家搬到了地方城市。

　　地方城市的教育和东京有很大不同，有的地方城市有不少岛屿，岛上也有小学和中学。记得中学教师里，一些做组长、副校长或者校长的人一说到过去的履历，几乎都有在离岛上工作数年的经历。大部分优秀教师和准备提拔的教师，有了在离岛工作数年的经历后，就会得到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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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新工作也是在大学里教书。学生中有些人来自本地离岛，感觉不出他们在基础教育上和其他人有哪些不同，日本的整体教育没有因为地点的偏僻而有所缺失。除了在大学里的工作，我偶尔也会参加当地教育委员会的一些活动。将中小学师资向偏远地方倾斜，保障日本教育水平总体在一个基准上，是委员会特别强调的工作。在日本，很少看到偏远地区教育严重落后的情况。我想这和教师轮岗、对去偏远地区工作的教师有所优待等有很大关系。 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偏远地方的学生在知识面等方面不如城里的学生。这可能和偏远地方缺乏补习班和家庭教师有关。

　　在东京的时候，笔者工作的大学算是比较有名的学校。学生中不少人在做家庭教师，靠这个维持一部分生活费。也有学生说到我的同僚在大学时代做过自己的家庭教师等等。“××教授当时还是大学生，开车到我家给我补习，我家付的每小时补课费，可能都不够他开车存车的费用。”一位学生这样告诉我。我才知道能外出给中小学学生补习功课，是显示大学生个人魅力、知识水平的一种方式。再看看我的学生，虽然也有开车的，但没有一个敢在学校附近长时间停车。和上一代学生比，现在的学生早已没有了精英、富人的感觉。

　　大城市有自己的人才、资金特点，有非常完善的中小学生补习机制，这个机制不搅乱总的教育体制，日本是这样做过来的。我在东京教过的学生中，有不少人毕业后在补校工作，现在已经是补校的负责人了，生活很稳定。

　　学生及同门中，有不少人在公立学校当教师，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在比较偏远的地区任过教，或在一些学级崩溃的学校做过领导。和同门或者学生聚会时，他们谈到在学校的工作、工作地点等，很多时候都充满一种豪情。我想是轮岗让他们有了这种豪情，也让日本教育走上了平均化的道路。

　　回国后看到一直在初中和高中教书的朋友，一辈子除了当官才离开学校，大部分人一直都在一所学校教学。学校分三六九等，好学校致使当地房价高涨，学区房渐渐成为一种购房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我感觉这样的教育制度过分僵硬。听到朋友谈自己在教育上的种种焦灼，我觉得补习教育等等在中国走偏了路子，不可持续。如何建立一个民众支持的教育环境，还有很多事需要我们尝试。通过教育人才的轮岗进而提升整个教育水准，也许是一条不错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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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言：人民中国杂志社副总编辑、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 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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