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闻:比徐福更早到达日本的中国人，竟然是他们！｜方志江苏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长期以来，历史书上都将它定格为隋唐，即将日本派遣到中国来的遣隋使、遣唐使，以及中国东渡到日本去的鉴真和尚，视为两国交往的先导。隋唐时期，以中国文化输出为主，以至于至今日本大阪还保留着一些中国式的“唐代建筑”风格。到了近代，经过明治维新后，日本迈向了现代化，中国出现一股留学日本的潮流，希望向日本学习强国富民的道路。

　　中日两国的正式交战有两次：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告终。1931~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告终。

徐福是日本人的国父？

　　也有人将徐福入海求仙之事视为中日文化交流之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谴徐福（一作徐巿）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当年徐福带着数千童男童女去了哪里？按照通常的说法，从连云港市赣榆出海，徐福他们应该到了今天的日本。

　　历史学家卫挺生（1890－1977）和台湾学者彭双松等多次撰文，认为徐福到日本后成了统治日本的王，甚至把徐福和神武天皇视为一人。特别是彭双松花了十余年时间，参阅了百余册中外书籍，经八次访日，在日本境内发现56处徐福遗迹，证明徐福确实到日本。

　　1996年在日本国佐贺县，考古专家发现一块“秦阿房宫砖砚”，相传它是由徐福带到日本去的御用之物，并被藏于日本徐福研究中心。

　　新宫有许多关于徐福的传说和遗迹，有“徐福町”等以徐福命名的街道，还有让当地人们引以为荣的“徐福茶”“徐福饼”“徐福长生不老果子”等，整个新宫市就是一座充满着浓郁历史气息的“徐福城”。徐福公园中间有一个水池，名“不老池”，池边有一座显得十分古奥的石质徐福雕像。两棵高大的楠树下有一座墓碑，镌刻着“秦徐福之墓”的字样。都是徐福东渡的有力佐证。

　　不但如此，徐福在日本的东迁与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之东征事件，可能是同一件事。昭和天皇之弟三笠宫（崇仁）称：“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

吴国后人在日本

　　据《晋书·列传·四夷》载：倭人（我国古代对日本人的称呼）“男子无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谓太伯之后。又言上古使诣中国，皆称大夫。”《北史》《梁书》也都说倭国人有文身之俗，且自言太伯之后。中国的三种正史均有类似的说法，其可靠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又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吴太伯和太伯弟仲雍为了让贤，“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礼记·王制》《左传》《战国策》等古籍均有吴人“被发文身”“断发”“雕题”的记载，说明“文身断发”之俗是古吴人有异于中原人的特殊习俗，也可以说是吴人的象征和标志之一。

　　从民俗学上讲，习俗相同特别是特殊习俗一致的人群应出同源。因此，与吴人同俗的倭人中应该有吴人的后裔，即太伯之后。

　　再从日本的典籍看，日本平安时代初期弘仁6年（815年）日本嵯峨天皇下令模仿中国唐朝《氏族志》所编写的古代氏族名鉴《新撰姓氏录》上明确指出：“松野，吴王夫差之后也，此吴人来我之始也。”

　　古代“倭人”服饰

　　吴太伯是勾吴国的第一个吴王，吴王夫差是吴国的最后一位吴王。显然，上面中日各种文献上所记载的“吴太伯之后”与“吴王夫差之后”所指为同一批人，即到日本后姓松野的吴人。尽管他们到达日本的确切时间史书失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也就是说比徐福要早。以吴国被越国灭亡的时间公元前473年算起，到秦统一全国的公元前221年，相距252年。徐福“入海求仙”的时间是公元前219年，即在秦统一全国的两年后。这么说来，吴国后人到达日本的时间至少比徐福早250年。

春秋战国时期吴国人能否渡海？

　　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大体有以下几条：

　　其一春秋战国时期，吴人在造船技术的支撑下，已经拥有了当时的“航空母舰”艅艎，能从海上攻打齐国。《史记·吴太伯世家》云：“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这段文字说是齐国发生了军事政变，吴王出于所谓的“道义”，毅然出兵齐国，尽管被齐人打败而返，没有达到拓展势力范围的目的，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当时的吴国已经具备了远距离航海并登陆作战的能力。

　　其二公元前473年越灭吴，“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同上），夫差后悔不听伍子胥之言而自杀在阳山。迁居甬东（即今浙江舟山岛），是类似于后世的流放的手段，夫差不愿蒙羞而自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致于所谓的“百家”吴人，当是吴国的贵族，夫差自杀没去甬东，而其家属还得去。到了那儿，他们完全有可能凭藉“善舟习水”的特长，“靠海吃海”，出海闯荡。

　　其三从风俗上看，能使倭人受其教化，男子悉数被发文身，出海人群的数量肯定不少，且渡日之前，吴人尚保留断发文身之俗，尽管越国灭了吴国，但是吴越习俗相近，越国人当然允许吴国人继续保留“被发文身”的习俗。若已被暴秦统治，恐怕很难容忍他们保留这一特殊习俗的。后世清兵入关以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做法，就是最好例子。

　　由此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在伍子胥、孙武的协助之下，一度争霸称雄，最终被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仇成功，吴国君臣落得个亡国流放的下场。在流放地浙江沿海，为了生存，已经有大批吴人出海谋生，并且到达日本定居，其时间要比秦始皇派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早，而且在数量上也不在少数。

倭国是否就是日本国？

　　自汉魏以后，我国的典籍一直称日本为倭国，称日本人为倭人。倭人者，矮人也。我们民间一直将日本人称为“东洋人”“矮东洋”。直到唐代，才有了日本的称谓。

　　《旧唐书·日本国传》载——

　　“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

　　在唐代遣唐使来中国留学之前，日本是没有文字的，是遣唐使利用汉字楷书和草书的偏旁部首创立了日本文字片假名和平假名。“名”就是“字”的意思。假名只用来标注读音，没有具体的字意，早期日本的文字系统一直是以汉字为基础的，当留学中国的遣唐使意识到“倭国”“倭人”在汉语语境中带有一定的贬义之后，就设法将并入倭国的一个小国名日本作为其国之名。

　　对于确切的改称日本的时间，还存在争议，有疑点。因此，在明代嘉靖年间，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海盗”骚扰，仍然称之为倭寇。

　　明 《倭寇图卷》

倭寇的史志记载

　　关于倭寇的祸害，在明代嘉靖以后的地方志书中都有记载。

　　嘉靖《吴邑志》之《吴县疆城图说》有云：“夫吴，固为濒海之邑也，而曩岁倭寇自娄而来，由浒墅及木渎，上洞庭，大掠而去。”描述了苏州城乡经常受到倭寇骚扰的情景。

　　正德《姑苏志》为苏州的一位清官俞士悦列的传称——

　　“俞士悦，字仕朝，长洲人，自幼读书，过目即成诵，永乐乙未进士，擢监察御史，升湖广按察副使，纲纪振肃，贪浊悉自引去……秩满，升浙江参政。初至，徉若不解事者，群吏易之。越三日，发奸擿伏如神，豪猾破胆。正统壬戌，倭寇犯境，士悦城泎、澉二浦以备，至今赖之。寻升河南右布政使，甫三日，召还，升大理寺卿。己巳之变，升右都御史，留守其官。卒年八十。士悦仪表魁岸，面色如铁，声如洪钟，不类南产。平生刚方侃侃，见者畏服。”

　　讲述了其在浙江任上在“泎、澉二浦”筑城御倭的功绩。

　　当然，在苏州广为人知的抗倭名将首推任环无疑。崇祯《吴县志》“祥异”收录了一篇王执礼《寇灾纪略》，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倭寇猖獗，屯甪直……任环屡请出师，军门弗许，环竟率师追之及于横塘，贼发炮，不可当，环能随机应变，督战愈力……三十四年……五月九日，倭贼至枫桥，分一支往木渎、西山等处烧劫。十三日，兵备任环与总兵汤克宽等提兵至木渎。贼入太湖，与吴江兵战于湖中，焚劫洞庭两山。一䑸为团长徐术等阻截，自黄 麻门，从冲山山而下；一䑸为耆舵周瓒等所追至独山，从无锡境去。遇官兵不得进，还入太湖。二十六日，贼进胥口。次日，繇阊门齐门尝熟而去。十月十三日，流倭五十三人先自余姚渡、钱塘历徽宁、芜湖抵南京，历漂水、宜兴、无锡，欲北至尝熟，沿海以趋柘林，转战三千余里，所向无敌。至是，突至浒墅。巡抚都御史曹邦辅召官属令曰：‘所不戮力灭贼，俾出境者，斩首以徇。’”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去除倭寇之害，已经成为当地官府的“头等大事”。

苏州的抗倭遗存

　　为了防御倭寇袭扰，江南沿海的城市都得加固城防，苏州还在城郊修筑了敌楼，民国《吴县志》云：“敌楼有三，高三丈六尺，方广周十三丈。一在木渎市东，一在葑门外，一在枫桥，名铁铃关。”

　　关于木渎敌楼，《木渎小志》记载——

　　“木渎敌楼，在木渎镇白塔桥南堍，规制如枫桥，方广十三丈有奇，高三丈六尺有奇，下垒石为基，四面玺砖，中为三层，上覆以瓦，旁列孔，发矢石铙炮。明嘉靖三十六年，巡按御史尚维持建。按《方舆纪要》‘木渎镇’下云：嘉靖三十四年，官军自跨塘桥追倭贼，歼之。于此盖是楼，建筑在任环平倭时，其由来久矣。里人为保存古迹，时加修缮，以其址有白塔桥，亦木渎十景之一也。近东西洋人游历至此，每摄影而去。王汝玉《香溪杂咏》有诗。枫桥敌楼建置与木渎同时，亦名铁铃关。”

　　关于铁铃关，民国《吴县志》说：“明万历三十年，巡按尚维持、吴县安谦建。清道光十年，巡抚陶澍改铁铃关为文星阁，以昌文运。”现在，只有铁铃关的敌楼至今仍是当年的抗倭遗存。

　　除了建筑遗址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迄今为止，在日语中还保留着“吴音”也可以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佐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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